这个五一节，赵碧珍觉得特别漫长，她患有心脏病，需要开胸更换心脏瓣膜，因为手术必用药鱼精蛋白缺货，她只能在病房里排队等药。她的病友们等不及，已陆续离开，她一直在等待，但不知何时能等来“救心”的药。鱼精蛋白全国性缺货并非第一次。5年前，也曾经出现过。（5月3日《华西都市报》）

  手术必需药品常常缺货，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如何经得起漫长的等待？事实上，不仅像鱼精蛋白这样的低价救命药缺货频率慢慢的升高，其他效果好的低价药也常常面临缺货甚至消失的局面。

  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，药企和药商除了“挟缺货以令涨价”以外，将一些低价而疗效好的药品改头换面，按“新药”重新定价，早已是医药界“公开的秘密”。改头换面的方式五花八门，有的在不改变药品成分及含量的情况下，仅通过改变药品包装或者名称来提高价格；有的在药理作用及临床适应症没有一点改变的情况下，通过改变剂型、规格等达到提高药价的目的。有的干脆给药品改名换姓。媒体曾报道，罗红霉素有40个名字，头孢三嗪有30个名字，抗菌药氧氟沙星的名字达52个之多……还有常用感冒药快克、感康、太福、永隆的通用名都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，不仅药品成分相同，剂量也一模一样。花花绿绿的“一药多名”让患者无所适从。

  低价药悄悄失踪、“一药多名”的问题，一直是“两会”期间代表、委员议论的热点。国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监管措施。但是药企改换药品名称、规格及包装，按“新药”重新定价等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并未遏制住。工人日报曾有报道说，十几年来，药品先后进行了几十次价格调整，每次“限价令”颁布后，都有80％的限价药从医院、药店消失。

  发改委一旦宣布某些药品降价，医院、药店就减少甚至停止引进，药企减少或者停止生产降价药，导致降价药从市场上消失。而价格偏高，同种疗效的“新药”被“开发”出来，迅速上市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原卫生部长陈竺在说明居民医药费用较重时以医保报销举例说，虽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已达75％，但由于报销目录外用药未得到一定效果控制，实际报销比只有50％左右。其中有多少老药品换马甲变成医保目录之外药品，难免让人联想。

  面对低价救命药缺货的尴尬局面，政府给予必要政策倾斜，激励药品公司制作救命药的积极性无疑是必要的。但是药企、药商“挟缺货以令涨价”的问题应予以足够重视，对药企、药商生产经营成本做核算、审计，督促药企、药商利润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，还原药价成本很重要。

  为了切实减轻患者负担，国家发改委不仅要发布降价令，而且要完善监督措施，严防低价药换上新药名继续维系药价暴利。当然，要防止低价药被失踪，仅靠发改委监管远远不足。相关管理办法要进一步完善。因为有关部门人力、物力有限，当考虑从新药注册源头抓起，建立新药报批公示制。把药企上报的新药和正式注册前的新药，在媒体与网络上公示，发动公众参与监督，严厉问责产销伪新药的药企与经销商，并奖励举报人。

  从药品定价层面来看，药品零售指导价可优先考虑按药品成分确定，不以药名确定，保证药品性价比，留住患者欢迎的廉价药。培养药企、药商养成不追求新药数量，追求药品疗效与药名稳定性的风气。另一方面，要压缩药品流通环节，铲除流通环节腐败，挤干药价水分，药品出厂价与零售价之间的差价一旦超标，就要坚决问责、降价。此外，还要紧盯药品质量，防止无良商家为减少相关成本偷工减料、使用劣质药材，让毒胶囊事件重演。

  只有多管齐下，管住虚高药价，管好药品质量，增加医疗投入，克服“以药养医”的弊端，才能保住百姓急需的救命药、低价药，防止医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。（叶祝颐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