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廉价药只是短缺，还能给患者寻找的希望。但是近年来，从盛行到短缺，再到停产，每年都有廉价药完全断货的事情发生。

  对此，很多业内人士认为，是因为国家限价，药厂亏本不愿生产。另一方面，在很多厂商看来，公立医院“以药养医”，压缩廉价药空间才是症结所在。

  不管哪一方观点，都和当下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息息相关，而国家和各省也正就此进行着政策调整。

  “比如西地兰，是一种快速强心药。2009年，西地兰开始缺货。医院开始用‘米力农’这种200元一针的药品替代，而西地兰也就3元钱一针。”郑州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说。

  在她看来，“他巴唑现象”已非“一日之寒”，不管是非处方药还是临床手术用药，年年都会有廉价药断货。

  再比如2011年，“救心药”鱼精蛋白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断供的紧张局面。作为心脏外科手术中的常用药，它的价格只有大约11元/支，这一价格维持了十余年。因鱼精蛋白断货，医院不得不让紧急抢救的病人先用。有新闻媒体报道，曾有患者家属用原价300倍的价格，私下采购鱼精蛋白。

  河南商报记者梳理近年来的公开报道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从2004年开始，因为断货而见诸报端的廉价药就有10种，平均一年一种。

  这份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，大医院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，短缺药品数量高达342种。

  短缺药品主要是医院临床大量使用的常用药、治疗特殊病的药品。这些短缺药品都有一个共性，就是价格便宜。

  对鱼精蛋白、他巴唑等廉价药断货的原因，医院、药房和负责采购的医药公司，都将矛头指向了药品生产厂商，而厂商也承认了停产的事实。

  不少药企的销售代表坦承，不断上涨的原料、人力、物力成本根本没办法满足企业发展现状，“卖一瓶亏一瓶，还不如停产”。

  “他们也没办法，有一大帮子员工要养，这样一个时间段企业责任都得靠边站。”郑州一位医药公司采购员说，说到底是国家限价政策在“作祟”。

  根据政策，国家基本药物的价格并非由市场来定，而是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基药全国最高限价，各省再通过省级集中招标采购形成统一的采购价格。如他巴唑的全国零售最高限价为4.9元/瓶（5mg×100片）。

  河南商报记者看出，除了像鱼精蛋白一类的临床必需药品，具有不可替代性外，大多数廉价药的现状是被更贵的新药替代。在药商看来，这些主动权掌握在医院手里。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牛正乾表示，对廉价药短缺的原因，典型的说法是药厂不愿意生产廉价药、医院和医生不愿意使用廉价药。“这样的说法没有说出重点。”牛正乾说，公立医院把持着全国约八成的药品销售终端，面对众多药厂和经销商，处于买方垄断地位，同时又垄断着处方权。双重垄断直接引发了医院对用药市场的控制。

  牛正乾所指的即我国已经实施了半个世纪的“以药养医”政策。医药不分家，导致医院和医生首选贵药，这样就能够赚取更多的利润。

  对于上述市场现状，江苏省在今年作出尝试，对临床需要、安全性较高、价格低、供应面临困难的药品，在制定限价时，取消最高零售价管理方式，改为分环节统一定价。此举旨在保证廉价短缺药品生产、批发、零售3个环节的合理收益，促进廉价药品正常生产和供应。

  比如，7种西药品种原最高零售价格没变，但企业中标售价格（即出厂价）得到统一提高。

  12月2日，江苏省第三批廉价药品价格开始执行。至此，《江苏省廉价药品目录》内品种价格制定基本完成，内容共包含49个品种、161种规格的廉价药。

  此外，该省物价部门明确说，统一价格执行后，药品经营单位执行的中标零售价格、最高零售价格同时废止。

  “这算是在国家大的限价政策内的一个小调整，总体限价格局没变，但是在不同环节进行了微调。”有业内人士如此评价。

  河南商报记者还发现，除了江苏省，广东省也已制定了类似的低价药品目录，规定只要通过经济技术标准、符合入市价的生产企业均可中标，而山东省将廉价药品纳入单独的采购目录中，以求改变廉价药不断消失的窘境。

  上个月初，大智慧阿思达克通讯社发出消息称，一份名为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文件已向各省价格主管部门征求意见。文件显示，发改委在酝酿制定低价药品目录，试图取消原定最高零售价，改为在日使用费范围内由生产企业自主定价。

  11月4日，湖南省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也下发直接挂网目录的征求意见稿。其中，近300种廉价药有望在资格审核通过后无须竞价，统一价格直接挂网公示。

  “这说明国家层面已经注意到廉价药逐渐消失的问题，如果宏观政策可以有效的进行调整，对各方都是利好。”河南一家药企区域代理表示。

  他认为，发改委出台低价目录其实是开放了企业的自主定价权，虽然其依旧是有限定条件的，不过总归给出了一定的保价空间，一些以前缺乏动力经营廉价药的企业也能适时恢复生产。(河南商报记者 王杰)